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仪式之后，毛泽东尽管事务繁忙，却开始关注关押中的国民党战犯的情况。经过多方意见的整合，毛泽东确定了一项战犯处理总方针：不审问、不判刑、不处决，给予人道主义待遇，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和参与劳动改造，当时机成熟时，再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处理方案。在公安部的精心安排下，各地纷纷设立了战犯管理所，其中北京的功德林管理所规模最大。最初被关押于华北等地的国民党战犯，逐渐集中到了功德林管理所。王英光受命到公安部报到，并遇到了许多“旧识”。这些包括国军中将军长陈瑞章，以及多疑而善变的国防部保密局华北行动处中将处长刘安国，还有一心求死的国民党少将师长叶立三和迷信偏执的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蔡守元等人。这些曾是国民党高官的将领们，出于对审判的恐惧以及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执迷，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他们中有一些满脑都是“忠孝节义”，并采取自杀、绝食、企图逃跑的行为；也有害怕报复而痛哭流涕、丑态百出的；更有在被俘后拼命想讨好解放军官兵，急于立功的；还有一些参与策反及战场情报工作等。王英光与这些战犯斗智斗勇，最终使他们理解了党中央对战犯改造的苦心，因此，管理处的军心得以安定。在王英光及功德林管教人员的引领下，这些战犯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用毛泽东思想反思自己的行为，积极投入到各个学习和改造环节。1959年，首批战犯被特赦，这时，王英光也完成了他的任务，并与功德林的一位医疗人员梁冬芳结出了爱情的果实。被特赦的人重新回到了社会，这些战犯们在1949年被共产党在战场上打败，到1959年在精神上彻底被共产党征服。